
“1960年3月的一天傍晚,陈再道端着搪瓷缸,直截了当地问:老向亿配资,到武汉来,当参谋长,行不行?’”一句开门见山的话,把房间里的空气烘得滚烫。任谁也看得出来,陈再道对这位15军军长志在必得。
那时的武汉军区正缺一位能统筹全局的参谋长,陈再道手上的人选名单不短,可真正让他放心的只有向守志。向在鄂豫皖一带摸爬滚打多年,熟透长江流域地形,既带过师也带过军,指挥和参谋功底都有,这样的将领遇上一个算一个。陈再道拍板之前已经预留了办公室,连随员都挑好了,可凡事总有变数。
把时针拨回1917年冬,豫南一个破庙边的茅屋里,向守志呱呱坠地。乡亲常说:“这娃生在乱世,吃的苦怕要比黄连多。”的确,从七八岁起他就跟着父母为一口饭四处讨活。少年的饥饿和流离,练就了日后那副硬骨头。1933年,16岁的他拉着嗓子喊了句“跟我走”,成了少年先锋队队长。年纪不大,主意倒不少,侦察、联络、放哨样样来。

第二年,红二十五军路过麻城。队伍缺弹药,更缺年轻兵。向守志不声不响塞进行列,从此改写一生。读书对当时的穷孩子是奢侈,他却在战火间抢出时间,硬是拿下步兵学校两门课程。老师说他“脑子转得快”,同伴则私下感慨:“向连长这人,打仗像下一盘算到死角的棋。”
日军南犯,敌运输线从邯郸伸向山西,响堂铺成了要害。向守志指挥机枪连藏在两侧山腰,打的是一个“准”字,先炸油罐车,再掐轮胎,汽车队180辆被打成长龙火炬,日军死伤四百多,邯郸守军当晚紧急报警。此役后亿配资,八路军叫他“机枪向”,敌军情报里则干脆加注“危险人物”。从抗战到解放战争,他参加过的硬仗数不清,战壕里练出的指挥艺术,没人怀疑过。

新中国成立后,部队番号、建制几上几下,向守志始终在野战军一线。1955年授衔时,他40出头,眉梢却带少年锋芒。十五军转为空降兵,他又把原本的步兵战法改编成适合伞兵的空地协同,一番折腾,十五军在武汉军区骄傲得像头孔雀。正因如此,陈再道才想把他挪到军区机关,“一旦有他压阵,武汉军区的参谋业务再提一档”,司令部里不少人这样议论。
然而,就在所有手续快走完时,总参突然下发一纸调令:向守志赴西安,筹建第二炮兵技术学院,兼任院长。这个崭新的院校要培养导弹、火控、测地等尖端技术人才,与其说是军事院校,不如说是战略工程。那年我国刚跨入导弹时代,能看懂俄文资料、又懂实战的干部屈指可数。调令甫到,向守志愣了十几秒,然后轻轻把文件合上,像是给自己下命令:“服从。”
陈再道气得直皱眉,追到电报室:“你脑子糊涂啦?机关参谋长好好不做,跑去西北当教书匠?”向守志只是笑,答得简单:“国家让干啥就干啥。”一句平平常常,却把陈再道拦得说不出话。

西安当时除了古城墙,就是遍地黄土。学院连块像样的训练场都没有,教师只有十来名,很多还是从各军区抽来的兼职。导弹理论一页纸都难找,只能边翻译原版教材边上课。有人打趣:“现在是学生带着老师一起啃俄文。”为了测算弹道精度,向守志带着青年军官在渭河滩上摆仪器,从雨夜到晴晨连续三十多个小时。测试完,他的呢大衣能拧出水来。旁人问辛不辛苦,他摇头说:“搞导弹,天冷也得让数据热起来。”
64年,首批近程导弹试射成功,学院走出的技术军官就在控制室内。那一年,15军在武汉演习,陈再道收到来自戈壁的加密电报,上面只有几个字:“试射命中 100%。谨报。”他把电报折好揣进上衣,半天没说话。知道的人都明白,他想起了那个“跑去当教书匠”的老战友。

向守志后来升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,掌管后勤、训练、教育等条线。与其说他管事,更像在挑刺:仓库少了账,他能连夜查到负责人;野外训练走过场,他当场点名叫停。部队里流传一句话,“老向盯上,马虎活计过不去”。干部们嘴上喊难,可心里佩服——这股倔劲,源自当年把重机枪架在响堂铺山洞里的那份较真。
在家里,他的生活并不宽裕。军区财务曾建议按行政规定为他调高补助,被婉拒:“够吃就行,太多了心里硌得慌。”汶川地震那年,他已是耄耋之年,却把多年工资结余一次性捐出去,只留下一句:“钱用到急处,才显出价值。”

如果说陈再道的那句“脑子糊涂”是玩笑,也是惋惜,可事实证明,组织眼光并没错。向守志没当武汉军区参谋长,换来的是一支现代化火箭军的雏形和大批稀缺人才。几十年后,西安那所学院已培养出上千名导弹专业技术骨干,许多人成为战略部队的脊梁。老兵们偶尔提起向院长,常用一句话:“他把个人得失放进抽屉,把国家需求摆在桌面。”如此而已,却重若千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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