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1960年3月的一天傍晚，陈再道端着搪瓷缸，直截了当地问：老向亿配资，到武汉来，当参谋长，行不行？’”一句开门见山的话，把房间里的空气烘得滚烫。任谁也看得出来，陈再道对这位15军军长志在必得。
那时的武汉军区正缺一位能统筹全局的参谋长，陈再道手上的人选名单不短，可真正让他放心的只有向守志。向在鄂豫皖一带摸爬滚打多年，熟透长江流域地形，既带过师也带过军，指挥和参谋功底都有，这样的将领遇上一个算一个。陈再道拍板之前已经预留了办公室，连随员都挑好了，可凡事总有变数。
把时针拨回1917年冬，豫南一个破庙边的茅屋里，向守志呱呱坠地。乡亲常说：“这娃生在乱世，吃的苦怕要比黄连多。”的确，从七八岁起他就跟着父母为一口饭四处讨活。少年的饥饿和流离，练就了日后那副硬骨头。1933年，16岁的他拉着嗓子喊了句“跟我走”，成了少年先锋队队长。年纪不大，主意倒不少，侦察、联络、放哨样样来。
第二年，红二十五军路过麻城。队伍缺弹药，更缺年轻兵。向守志不声不响塞进行列，从此改写一生。读书对当时的穷孩子是奢侈，他却在战火间抢出时间，硬是拿下步兵学校两门课程。老师说他“脑子转得快”，同伴则私下感慨：“向连长这人，打仗像下一盘算到死角的棋。”
日军南犯，敌运输线从邯郸伸向山西，响堂铺成了要害。向守志指挥机枪连藏在两侧山腰，打的是一个“准”字，先炸油罐车，再掐轮胎，汽车队180辆被打成长龙火炬，日军死伤四百多，邯郸守军当晚紧急报警。此役后亿配资，八路军叫他“机枪向”，敌军情报里则干脆加注“危险人物”。从抗战到解放战争，他参加过的硬仗数不清，战壕里练出的指挥艺术，没人怀疑过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部队番号、建制几上几下，向守志始终在野战军一线。1955年授衔时，他40出头，眉梢却带少年锋芒。十五军转为空降兵，他又把原本的步兵战法改编成适合伞兵的空地协同，一番折腾，十五军在武汉军区骄傲得像头孔雀。正因如此，陈再道才想把他挪到军区机关，“一旦有他压阵，武汉军区的参谋业务再提一档”，司令部里不少人这样议论。
然而，就在所有手续快走完时，总参突然下发一纸调令：向守志赴西安，筹建第二炮兵技术学院，兼任院长。这个崭新的院校要培养导弹、火控、测地等尖端技术人才，与其说是军事院校，不如说是战略工程。那年我国刚跨入导弹时代，能看懂俄文资料、又懂实战的干部屈指可数。调令甫到，向守志愣了十几秒，然后轻轻把文件合上，像是给自己下命令：“服从。”
陈再道气得直皱眉，追到电报室：“你脑子糊涂啦？机关参谋长好好不做，跑去西北当教书匠？”向守志只是笑，答得简单：“国家让干啥就干啥。”一句平平常常，却把陈再道拦得说不出话。
西安当时除了古城墙，就是遍地黄土。学院连块像样的训练场都没有，教师只有十来名，很多还是从各军区抽来的兼职。导弹理论一页纸都难找，只能边翻译原版教材边上课。有人打趣：“现在是学生带着老师一起啃俄文。”为了测算弹道精度，向守志带着青年军官在渭河滩上摆仪器，从雨夜到晴晨连续三十多个小时。测试完，他的呢大衣能拧出水来。旁人问辛不辛苦，他摇头说：“搞导弹，天冷也得让数据热起来。”
64年，首批近程导弹试射成功，学院走出的技术军官就在控制室内。那一年，15军在武汉演习，陈再道收到来自戈壁的加密电报，上面只有几个字：“试射命中 100%。谨报。”他把电报折好揣进上衣，半天没说话。知道的人都明白，他想起了那个“跑去当教书匠”的老战友。
向守志后来升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，掌管后勤、训练、教育等条线。与其说他管事，更像在挑刺：仓库少了账，他能连夜查到负责人；野外训练走过场，他当场点名叫停。部队里流传一句话，“老向盯上，马虎活计过不去”。干部们嘴上喊难，可心里佩服——这股倔劲，源自当年把重机枪架在响堂铺山洞里的那份较真。
在家里，他的生活并不宽裕。军区财务曾建议按行政规定为他调高补助，被婉拒：“够吃就行，太多了心里硌得慌。”汶川地震那年，他已是耄耋之年，却把多年工资结余一次性捐出去，只留下一句：“钱用到急处，才显出价值。”
如果说陈再道的那句“脑子糊涂”是玩笑，也是惋惜，可事实证明，组织眼光并没错。向守志没当武汉军区参谋长，换来的是一支现代化火箭军的雏形和大批稀缺人才。几十年后，西安那所学院已培养出上千名导弹专业技术骨干，许多人成为战略部队的脊梁。老兵们偶尔提起向院长，常用一句话：“他把个人得失放进抽屉，把国家需求摆在桌面。”如此而已，却重若千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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