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1950年4月的一天清早福牛财经,济南东郊一处简陋小院里——“得把这人找出来,我担着责任!”安子文合上电报,语气坚定。距离共和国成立才半年多,几位曾在北平草岚子监狱并肩死生的老同志重新聚首,他们迫切想见到一位失散十几年的监狱看守,内部代号“OX”。
消息是从中央机要口传来的:山东省委务必在全省范围内搜索这个名叫牛宝正的汉子。姓名、籍贯、代号,线索就这三条,却让几位元勋先后联名上书。搜寻为何如此紧迫?答案隐藏在十四年前那段鲜血与迷雾交织的日子里。

时间倒回1931年夏。北平绵绵阴雨,草岚子监狱外的青石路被踩得泥泞。宪兵侦缉队新近调来一位三十来岁的看守,他话不多,背脊挺直,同僚们用山东话叫他“牛大”。由于姓氏缘故,狱中共产党人给他起了更隐秘的英文代号——OX。
当时的草岚子被称作“北平黑洞”。48间牢房,层层电网,潮气逼人。杨献珍、安子文、刘澜涛等数十人被押解至此,酷刑、审讯、饥饿轮番上场。敌军以为铁壁铜墙可以摧毁意志,却没想到狱中很快出现一个秘密党支部,誓言“扛着红旗出狱”。
杨献珍注意到一个细节:别人押送饭菜时总是飞脚踹门福牛财经,牛宝正却先轻叩两下,再推门。一次,他悄悄留下干净纱布,低声说:“伤口别再磨坏了。”这份不经意的善意点燃了突破口。为了试探,狱中同志请牛宝正代写家书。牛宝正握着钢笔,提及母亲卧病在乡,眼圈微红。杨献珍心里有了判断——同情、孝顺、对权势的漠然,这些特质让他具备成为联络员的可能。

两个月后,第一张报纸被牛宝正夹在被单里带进牢房。随后是《大公报》《申报》,再后来干脆换成了《共产党宣言》的油印本。纸张被裁成指甲盖大小,用米汤糊在铁床底板,信息却足以让外界与狱中呼吸同步。
1934年底,北平宪兵三团派出化装特务潜入狱中,企图搜集供词。消息刚落地,牛宝正冒险将情报贴在鞋垫里,在深夜值班换岗时溜出监区。一路闯过三道岗哨,他赶到和平门外的糖房街,将纸片交到联络员手里。短短三百字,直接击碎了敌人的渗透计划,也挽救了12名骨干的生命。

对共产党人来说,最难的是大规模脱身。1936年,北方局决定利用“服刑满五分之一可获释”的漏洞,让被捕者集体发表所谓“脱党声明”。真正风险在于:一旦狱方识破假象,所有布局就会前功尽弃。牛宝正的作用突出——他得说服狱警同事配合演戏,还要往返传递中央批复。有人劝他收手,“再折腾脑袋没了”。他却回答:“我母亲常说,做事要对得住良心。”
计划最终成功。半年内福牛财经,61名同志陆续出狱,在天津、保定、太原等地重新投入工作。与此同时,监狱也嗅到不对劲,内务调查迅速指向牛宝正。年末,他被捕,竹签扎指、吊打、不间断电刑……始终咬牙不语。组织赶在行刑前找到突破口,将他全家秘密护送出北平。自此,牛宝正隐没乡间,身份再次沉入黑暗。
十多年风雨,政权更迭。解放战争末期,牛宝正因旧履历被误列为“国民党看守”而遭管制。他被押进无棣县城关看守所,吃糠咽菜,靠帮人缝补鞋底维生。直到1950年春,总算等来那份中央电报。

省委工作组走进看守所时,牛宝正已面色蜡黄,衣袖上补丁打着补丁。他被带到济南接受身份核实。档案对照、口供比对、联名确认,一切环节严谨。安子文握着他的手:“老牛,是咱弟兄疏忽了,让你受罪了!”
很快,中央组织部批示:牛宝正调北京,安排在草岚子监狱担任预审科干事,行政十八级。那年全国干部行政级共二十六级,十八级相当于县处级正职,一般需多年党政履历才能达到。对一名非党员的前狱警而言,这是极高肯定。文件落款处写着八个字:“功在革命,不可遗忘”。

有人好奇,为何不授予更显赫的头衔?当时给出的理由简单:机密经手过多,公开褒奖过高,反而不利于后人平静生活。牛宝正听完,只说一句:“能见着老伙计们,我知足。”随后把任命书叠成四折,放进贴身布袋,一路无声。
1954年初夏,牛宝正在北京积劳成疾,医嘱要求长期住院,他却执意回到山东老宅。途中,他给杨献珍写了最后一封信:“若有日子闲下来,到后牛村喝口井水。”当年七月,病逝噩耗传来,享年六十八岁。骨灰由子女护送,依照遗愿埋在祖坟松柏旁,不设碑、不挂名。
多年以后,档案再度整理,草岚子监狱“秘密营救”一案被列入中央保密局典藏。文件首页一行字,字迹苍劲——“OX,人民无名英雄”。短短八个字,道尽那段锋刃舞雪的岁月,也解释了1950年那封急电背后的重量。

历史现场有时寂静,有时轰鸣。牛宝正的选择没有华丽宣言,却在危墙之内撬开了一条生路。山东省委当年的那场大海捞针式搜寻,于共和国初年落幕,同时也提醒后来者:在滚烫与艰险交汇的年代,藏在人群中的普通人,往往能改写事件的走向。相信那条草岚子胡同的旧砖墙若仍在,也会默默记得那个代号OX的身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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