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0年4月的一天清早福牛财经，济南东郊一处简陋小院里——“得把这人找出来，我担着责任！”安子文合上电报，语气坚定。距离共和国成立才半年多，几位曾在北平草岚子监狱并肩死生的老同志重新聚首，他们迫切想见到一位失散十几年的监狱看守，内部代号“OX”。
消息是从中央机要口传来的：山东省委务必在全省范围内搜索这个名叫牛宝正的汉子。姓名、籍贯、代号，线索就这三条，却让几位元勋先后联名上书。搜寻为何如此紧迫？答案隐藏在十四年前那段鲜血与迷雾交织的日子里。
时间倒回1931年夏。北平绵绵阴雨，草岚子监狱外的青石路被踩得泥泞。宪兵侦缉队新近调来一位三十来岁的看守，他话不多，背脊挺直，同僚们用山东话叫他“牛大”。由于姓氏缘故，狱中共产党人给他起了更隐秘的英文代号——OX。
当时的草岚子被称作“北平黑洞”。48间牢房，层层电网，潮气逼人。杨献珍、安子文、刘澜涛等数十人被押解至此，酷刑、审讯、饥饿轮番上场。敌军以为铁壁铜墙可以摧毁意志，却没想到狱中很快出现一个秘密党支部，誓言“扛着红旗出狱”。
杨献珍注意到一个细节：别人押送饭菜时总是飞脚踹门福牛财经，牛宝正却先轻叩两下，再推门。一次，他悄悄留下干净纱布，低声说：“伤口别再磨坏了。”这份不经意的善意点燃了突破口。为了试探，狱中同志请牛宝正代写家书。牛宝正握着钢笔，提及母亲卧病在乡，眼圈微红。杨献珍心里有了判断——同情、孝顺、对权势的漠然，这些特质让他具备成为联络员的可能。
两个月后，第一张报纸被牛宝正夹在被单里带进牢房。随后是《大公报》《申报》，再后来干脆换成了《共产党宣言》的油印本。纸张被裁成指甲盖大小，用米汤糊在铁床底板，信息却足以让外界与狱中呼吸同步。
1934年底，北平宪兵三团派出化装特务潜入狱中，企图搜集供词。消息刚落地，牛宝正冒险将情报贴在鞋垫里，在深夜值班换岗时溜出监区。一路闯过三道岗哨，他赶到和平门外的糖房街，将纸片交到联络员手里。短短三百字，直接击碎了敌人的渗透计划，也挽救了12名骨干的生命。
对共产党人来说，最难的是大规模脱身。1936年，北方局决定利用“服刑满五分之一可获释”的漏洞，让被捕者集体发表所谓“脱党声明”。真正风险在于：一旦狱方识破假象，所有布局就会前功尽弃。牛宝正的作用突出——他得说服狱警同事配合演戏，还要往返传递中央批复。有人劝他收手，“再折腾脑袋没了”。他却回答：“我母亲常说，做事要对得住良心。”
计划最终成功。半年内福牛财经，61名同志陆续出狱，在天津、保定、太原等地重新投入工作。与此同时，监狱也嗅到不对劲，内务调查迅速指向牛宝正。年末，他被捕，竹签扎指、吊打、不间断电刑……始终咬牙不语。组织赶在行刑前找到突破口，将他全家秘密护送出北平。自此，牛宝正隐没乡间，身份再次沉入黑暗。
十多年风雨，政权更迭。解放战争末期，牛宝正因旧履历被误列为“国民党看守”而遭管制。他被押进无棣县城关看守所，吃糠咽菜，靠帮人缝补鞋底维生。直到1950年春，总算等来那份中央电报。
省委工作组走进看守所时，牛宝正已面色蜡黄，衣袖上补丁打着补丁。他被带到济南接受身份核实。档案对照、口供比对、联名确认，一切环节严谨。安子文握着他的手：“老牛，是咱弟兄疏忽了，让你受罪了！”
很快，中央组织部批示：牛宝正调北京，安排在草岚子监狱担任预审科干事，行政十八级。那年全国干部行政级共二十六级，十八级相当于县处级正职，一般需多年党政履历才能达到。对一名非党员的前狱警而言，这是极高肯定。文件落款处写着八个字：“功在革命，不可遗忘”。
有人好奇，为何不授予更显赫的头衔？当时给出的理由简单：机密经手过多，公开褒奖过高，反而不利于后人平静生活。牛宝正听完，只说一句：“能见着老伙计们，我知足。”随后把任命书叠成四折，放进贴身布袋，一路无声。
1954年初夏，牛宝正在北京积劳成疾，医嘱要求长期住院，他却执意回到山东老宅。途中，他给杨献珍写了最后一封信：“若有日子闲下来，到后牛村喝口井水。”当年七月，病逝噩耗传来，享年六十八岁。骨灰由子女护送，依照遗愿埋在祖坟松柏旁，不设碑、不挂名。
多年以后，档案再度整理，草岚子监狱“秘密营救”一案被列入中央保密局典藏。文件首页一行字，字迹苍劲——“OX，人民无名英雄”。短短八个字，道尽那段锋刃舞雪的岁月，也解释了1950年那封急电背后的重量。
历史现场有时寂静，有时轰鸣。牛宝正的选择没有华丽宣言，却在危墙之内撬开了一条生路。山东省委当年的那场大海捞针式搜寻，于共和国初年落幕，同时也提醒后来者：在滚烫与艰险交汇的年代，藏在人群中的普通人，往往能改写事件的走向。相信那条草岚子胡同的旧砖墙若仍在，也会默默记得那个代号OX的身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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